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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

2014-01-09 10:10:59段琳 10260

  【畢友導讀】:本文由北京大學四川校友會秘書長段琳先生推薦。18大以后,國人普遍認識到中國的問題主要在于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呼喚思想上的一次新啟蒙,以做好理論上的準備。這就必須對以往曾經有過的啟蒙進行一番反思,并為這場新的啟蒙探索方向……


【段琳推薦】中國當代的第三次啟蒙

  18大以后,國人普遍認識到中國的問題主要在于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呼喚思想上的一次新啟蒙,以做好理論上的準備。這就必須對以往曾經有過的啟蒙進行一番反思,并為這場新的啟蒙探索方向。

   一、對前兩次啟蒙的反思

   在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啟蒙運動發生過兩次,一次是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說“新啟蒙”運動。這兩次啟蒙運動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曇花一現。來勢雖然兇猛,輿論也造得轟轟烈烈,但隨著政治形勢的轉折,不久就消沉下來,甚至反過來遭到批判和清算。只有當政治上國人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有了整整一代人的新的記憶,人們才發現啟蒙仍然是一個回避不了的話題。

   中國20世紀的啟蒙運動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這兩場啟蒙運動都是由某些民眾的監護人,或者說“知識精英”們,居高臨下地對民眾進行“啟蒙”或“發蒙”,把民眾當兒童來引導和教育。而按照康德的說法,這種含義恰好就是知識精英以民眾的監護人自居,是一種反啟蒙的心態。之所以是一種反啟蒙的心態,是因為知識精英們自以為從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啟蒙口號和價值觀念,就掌握了絕對真理,就有資格成為民眾的啟發者和新時代的圣人。他們一方面自己還沒有經過真正徹底的啟蒙,因為他們沒有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得出這些價值原則,從學理上探討這些觀念的來龍去脈,而只是出于現實政治和社會變革的迫切需要而引進一種現成的思想符號或工具;另一方面,他們眼中的民眾也仍然只是受他們教育的未成年的兒童,民眾不需要運用自己的理性來判斷是非,只須跟著他們去行動就能夠成就偉大的事業,推進歷史的發展。所以,當這些自認為是“啟蒙”的思想家用各種方式宣傳群眾、啟發群眾、發動群眾和領導群眾時,他們已經在做一種反啟蒙的工作了,并且總是以盲目追隨的群眾的人數作為自己的“啟蒙”成就大小的衡量標準。這就是中國的啟蒙運動為什么總是特別關注那種表面的“轟動效應”和政治效果,而很少深入到理論本身的緣故。

   所以,20世紀第一次啟蒙運動很容易地就被“救亡”的政治要務所“壓倒”(李澤厚)。這首先是由于啟蒙價值在完成這一要務上顯得不如傳統的東西更中用,更應急,更能立竿見影;其次是由于一部分啟蒙思想家按照同一個“啟蒙”的邏輯而走向了大眾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歸路,以新的造神運動來“啟”群眾之“蒙”,讓群眾陷入幼稚就是美、盲從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覺悟高”的幻覺。

   第二次即80年代的啟蒙運動雖然擺脫了“救亡”等政治要務的干擾,而在歷史和文化的層面比前一次啟蒙具有更加廣闊的視野,但在對于普遍人性的反思方面仍然未達到西方啟蒙運動的深度,只有一些道德化和情緒化的批判,而極少運用自己的理性來對西方價值觀進行普遍人性層次上的反思和追溯。這些啟蒙者不過是“西化派”而已。第二次啟蒙的總體傾向是知識精英眼睛向上,希望自己的大聲疾呼能夠在民眾中引起轟動后,最終被那些掌握權力的人聽進去。如果說它也代表了人民說話,它代表的也只是人民群眾對于領導和政策的一種消極的等待、期望和焦急的心態。當然,這種啟蒙的批判總比什么也不做、甚至復古倒退要好,然而,它并沒有在理論上從人性的普遍本質中獲得有力的支持。

   因此,進入90年代,啟蒙的聲音就忽然沉寂了,因為人們只是把啟蒙看作一種技術性的方法,而中國的問題似乎還是要用中國傳統的方法來解決。啟蒙并沒有成為中國人的人性中一個必要的層次,這樣的層次即使被超越、被揚棄,也還是不言而喻地保有自己公認的價值;相反,它被人們再一次地作為無用之物而拋棄了。反觀20世紀中國的啟蒙運動,那些鼓吹啟蒙思想的精英們幾乎無一不想借這種思想文化上的觀念在現實社會中“解決問題”,有種急功近利和政治實用主義的傾向。在這方面,五四的啟蒙先驅者們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們所面臨的民族危亡確實是當時每個中國人所惟一能夠考慮的頭等大事。但是,時至80年代,啟蒙精英們仍然懷著同樣的心態去用過激的言詞刺激大眾的神經,極力造成某種轟動效應,而疏于反省政治層面底下更深層的文化心理問題和人性問題,這就是一種誤導了。啟蒙思想在他們那里除了具有清算以往的封建殘余思想的功能以外(在這方面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效),更重要的功能還在于為當前的政策提供參考,為改革開放設計藍圖(在這方面他們一敗涂地)。

   中國20世紀的啟蒙思想家,通常都自認為自己所把握到的真理是絕對的,凡與自己意見不合的都是應當打倒的,并因此而上綱上線,熱衷于把學術問題變成政治問題。由于這些人其實都是手無實權的一介文人,所以在他們之間倒是應當提倡寬容,應當在自由討論的空氣中把問題深入到學理的層面。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

   如果說,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要做到這一點還的確不容易的話,那么至少80年代的啟蒙就應當更多地朝這個方向努力。但遺憾的是,不論哪個時期,中國的啟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謀臣或智囊,而不像盧梭和康德那樣一些隱居起來思索人性問題的人。因為他們的目標并不在問題本身,而在于治國平天下的實效,所以他們都把衡量理論的絕對標準置于現實社會政治的可行性之中,借用政治操縱來杜絕啟蒙思想本身進一步發展和自我超越的余地。所以中國的啟蒙運動充滿了過激心態及對政治權力的訴求,而缺乏寬容精神。

   進入到21世紀,啟蒙理想被中國人的“國學熱”所“超越”,這毫不奇怪。因為中國幾千年的慣性就在于把停滯不前和倒退當作超越,甚至把腐朽當神奇。中國啟蒙從五四以來就在啟蒙的大門口徘徊,包括80年代的新啟蒙也不過是舊話重提,每次都是轉一圈又回到原地,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我們只是把啟蒙理解為一場“啟蒙運動”,運動過后,我們“沒有出路”,只有退回傳統,反啟蒙。

   中國當代啟蒙之所以老是停留于啟蒙的門口,是因為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把啟蒙混同于中國傳統的叛逆思想,如老莊隱士、魏晉名流、明清異端。這股源遠流長的思潮與西方近代啟蒙思潮有一點是相似的,就是他們反抗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強調個性解放和個人獨立。五四啟蒙思想正是從這一點切入而使當時的一大批“新青年”趨之若鶩。但畢竟,個性解放和個人獨立如果沒有普遍理性作為平臺,而只是一種個人氣質和“性情”,甚至只是青春期的一種生理騷動,它就不能內化為人性中的一個必然的層次,而只是一陣過眼煙云。等而下之則墮落為物欲橫流。這樣一種“啟蒙”,的確“沒有出路”。

   魯迅《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當年也曾作為“新青年”而狂熱過,但熱潮過后,陷入低潮和頹廢,為生計只好到鄉下去教《三字經》,成為一個“無可無不可”的虛無主義者,與“啟蒙”之前一樣的缺乏理性。魯迅本人也正是在這方面有其不足。五四的啟蒙和西方啟蒙相比一開始就面臨著先天不足,不像西方啟蒙有古希臘理性傳統作鋪墊。我們用來嫁接西方啟蒙的“砧木”只能是古代狂狷之士的自然性情,它沒有自身的積極建樹,注定要由儒家正統來收拾。80年代新啟蒙同樣也是這個問題,它最終走向復古倒退是必然的。

   中國20世紀兩次啟蒙都未對啟蒙的真正含義領會和吃透,而是淺嘗輒止,抓住了啟蒙運動的一些表面的可操作性的口號,把它轉變為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治國方略或策略。這樣,任何口號都無法改變中國傳統幾千年既定的格局,這些口號甚至可以被利用來大搞專制主義復辟,如“文革”的“大民主”和大批“孔老二”。今天沒有人認為“文革”也是一場啟蒙,相反,它正是“新啟蒙”所要反思的主要對象。

   而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的國情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與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生活方式相比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知識精英們的大聲疾呼在底層民眾中找不到什么回應,因為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基于自然經濟之上的小農生活,他們的人格沒有獨立,他們渴望一個皇帝或高高在上的精英來給他們掌握方向、穩定人心。

   但是,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國情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幾千年傳統的自然經濟已經解體,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鄉離土,進城打工,城市化成為整個國民生活的重心。在這一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各種社會矛盾,靠傳統那一套方式已經完全無法解決,而必須引進市場經濟的一整套普遍原則,包括市場經濟的運作規范、配套的政治體制形式以及倫理道德中的普世價值,在此基礎上才能保證整個社會的良性發展。

   而這就需要考慮中國當代社會的第三次啟蒙。

   二、第三次啟蒙的特點

   第三次啟蒙正在發生中,它的最大特點在于,它不是少數知識精英從國外引進一套最新知識體系,來改造中國的社會文化,而是中國社會本身從根基上所發生的變化已經向知識精英發出強烈的呼吁,要求他們為新的生活方式建立長久的規范、提供意識形態的根據。是否對這種呼聲作出回應,是當代知識分子應當考慮的問題。

   與此相應,第三次啟蒙就必須在理論上比前兩次有重要的推進,以便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而不只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或者一些激動人心的口號。以前啟蒙精英的呼吁和老百姓的生活還是兩張皮,靠抽象的愛國主義加上亡國滅種的恐懼、振興中華的理想來鼓動民眾的認同,其實與百姓的日常生活并無切實的聯系?,F在啟蒙的原則開始與百姓每天的生活接軌,甚至每個命題都與百姓息息相關。大體說有如下幾個方面。

   1、從“科學”深入到“理性”

   20世紀的兩次啟蒙都沒有能夠深入到西方啟蒙的理性精神。在“德先生和賽先生”中,人們關注的“賽先生”是“科學”,但對科學的理解卻大都局限于“技術”。五四時期尋求的是“救亡”的政治技術,80年代尋求的是“強國”的科學技術,都是實用的目的,而缺乏科學精神??茖W精神實際上就是理性精神,包括懷疑精神和邏輯精神。

   真正的科學精神起源于好奇心,好奇心就是懷疑精神,想要搞清真相,對表面的東西、現成的東西、已知的東西不滿足,想要獲得未知的東西的知識。實用的目的是滿足于知其然,而不必探求其所以然,只要能夠獲得滿意的效果就行了。而理性精神則要求弄清問題的來龍去脈,尋求原理和公理的體系,不僅這一次適用,而且放之四海而皆準;它由懷疑精神開路,而由邏輯精神作為指南針,它是遠遠超出于具體實用目的之上的。

   人們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因而贏得了意識形態話語權,但我們通常把它理解為“技術”,只有按照這種技術,才能“救中國”。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就是當代歷史的“天道”“天理”,不可抗拒的“鐵的規律”??茖W當然有規律,但科學更重要的是發現規律和創建規律,人為自然立法。這是中國傳統的天理天道所沒有的。通常講的“命運”、“天命”,天經地義,只有服從,沒有道理可講。真正的科學精神不是僅僅服從規律、遵守規律,而是要通過自己的理性來建立規律。單純服從科學規律已不是科學精神,而只是技術,而這種技術與巫術和迷信并沒有本質區別。技術就是不問所以然,而按照既定的規則辦事,以達到預期的目的,否則就會失敗,“碰得頭破血流”。而對于已經建立起來的科學規律,真正的科學精神勿寧說體現在懷疑和“證偽”中??茖W家就是要突破現有規律的局限性,而發現更高的規律,這就需要懷疑精神和實驗精神,即批判精神。

   這樣理解的科學就不是人性的束縛、自由的枷鎖,而是自由本身。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是說它提出了一系列“鐵的規律”讓人們去遵守和操作,而是由于它體現了強烈的批判精神,它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一次大膽的嘗試和突破。因此,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工具,它更是人性自由的張揚和人生的探索精神。很多人認為,根據目前的“國情”制定一些可操作的政策就是所謂“科學發展觀”,其實這只是技術發展觀。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沒有多少是真正符合科學理性的,只是技術上“只摸石頭不過河”的臨時應付手段。理性精神的作用就在于根據國情來突破國情、改變國情,開辟新的發展道路。

   2、從“民主”深入到“人權”

   五四以來對民主的理解也有根本性的偏頗,這就是等同于中國傳統的“為民作主”,自上而下的給人民以發表意見的機會(讓人說話),或廣泛地征求和采納群眾意見。但其中最重要的缺失就是“人權”的缺位。西方民主是建立在天賦人權的基礎上的,沒有這個前提,談何民主?民主不單單是“讓人說話”,而是按照天賦人權來制定說話的規則和法制。否則我今天讓你說話,明天就可以禁止你說話,甚至把讓你說話作為“引蛇出洞”的“陽謀”。民主只有一群自主之民才能建立得起來,而自主之民首先就要對自己的權利有清楚的意識,不是靠別人給了自己什么“權利”就感激涕零,而是自行追求自己應得的合法權利。自主之民意識到,自己的領袖理應為自己“謀幸?!?,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選他,或者罷免他,所以人民的領袖不可能成為人民的“大救星”,而是人民的公仆。

   民主不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羅伯斯庇爾和列寧搞出來的,是把民主當作集中的工具、也就是極權的工具,是在一個絕對權威的集中控制下把民主玩弄于股掌中。這樣的“民主”,連土匪、盜墓賊、黑社會都會玩。真正的民主當然也要有技術上的集中決策(例如投完票之后要人來執行),但這只是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集中的目的只能是貫徹民主的意志。而民主當然也不是終極目的,因為它對于終極目的來說也只是一種手段。真正的終極目的是什么?就是人權。民主、集中、人權三者的關系應該是:集中是民主的手段,民主又是人權的手段;或者說,民主是集中的目的,人權又是民主的目的。民主集中制的“變戲法”就在于:利用民主本身只是(人權的)手段而把它轉化成了集中的手段,也就是用集中這個(相對的)手段偷換了人權這個(絕對的)目的,從而使集中變成了極權。

   人權是天賦權利,它的本質就是自由權。自由之所以成為“權”(right,Recht),就是因為它是靠“法”而建立起來的,因而具有“公正”的道德內容,這就是憲政。沒有憲政,那種為所欲為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最終是虛假的自由。因為,為所欲為必然導致弱肉強食,弱肉強食必然導致強中更有強中手,最終導致“強者為王”的專制社會。所以,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法權下的自由,即由一切人所承認的公正原則之下的自由,無法無天的自由不是真自由,無憲政的“民主”只能是多數的暴政、甚至少數或個人的暴政。

   對人權的強調是解決當前社會沖突的最重要的核心。維穩的前提和根本就是維權。

   3、對普世價值的整體把握

   凡是談普世價值的人都會受到這種質疑:你的那套普世價值是從西方拿來的,所以只不過是西方價值而已。這種質疑根本用不著認真對付,因為它缺乏起碼的邏輯常識。任何一種普世價值,都總得由某種文化來承載;如果僅僅因為它由西方文化承載就否定它有成為普世價值的資格,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普世價值。這正如那個不吃葡萄、蘋果、梨子、香蕉……而要吃抽象的“水果”的病人一樣,是吃不到任何真正的水果的。

   其實中國文化歷來是承認普世價值的,因為很長時間內我們把自己的價值看作就是“天下”的普世價值;只不過近現代以來我們那一套普世價值暴露出了它的狹隘性,它只是立足于家庭宗法和親情的“推恩”之上的,推到哪一步要看具體情況而定。儒家鼓勵“親親相隱”就是這種狹隘性的典型體現??梢娖帐纼r值本身也有一個不斷發展提高自身的過程。西方今天的普世價值比中國傳統價值更加普世,它可以包括中國傳統的普世價值,如“民胞物與”、“仁者愛人”、“孝”等等。因為它的基礎建立在更加根本、更加普遍的原則,即人人平等具有的人格、人權原則和理性原則之上。

   三、第三次啟蒙的任務

   1、以“理性”對抗“天理”

   首先就是要以真正的理性精神對抗中國傳統的“天理”。中國傳統的天理在今天是什么?就是所謂的“潛規則”。天理是一種規則,但又不可規定、不可言說,只能靠每個人內心去體會,去悟。天理是非理性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可傳授,天理實際上就是“人情”,“人情大于王法”。天理是在人們的人情往來中,在待人接物的得意忘言和“妙悟”中,在行為舉止的循規蹈矩、入行隨規中,在下級對上級的愚忠、上級對下級的照顧,甚至于在行賄受賄的“小意思”中,而開顯出來的。歷史上,從孔夫子的“親親互隱,直在其中”開始,就把潛規則看作天經地義,說假話、拍馬屁、歌功頌德、互相包庇都有了理直氣壯的理由。三鹿奶粉以小集團利益損害全國人民的健康,在當事人心目中卻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事,只是不能拿到集團外去說而已。所以中國的天理和西方意義上的理性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東西,有必要加以區分。

   中國人每當和人辯論時,雖然也標榜“講理”,但有一個前提,就是首先要確定你是“站在誰(或哪個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由此還延伸到“你是什么出身?”今天的網絡愛國主義流行的則是“你還是不是一個中國人?”所有的“理”都要以這一點為前提,因此所有的講理都成了“誅心之論”,這就叫“態度問題”、“立場問題”,這里所講的“理”根本不是合乎理性的道理?!霸旆从欣怼币词窃煺l的反,合誰的理。所以中國人“講理”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就是要追溯到一個不容懷疑的天理,來迫使對方“轉變立場”,站到這個天理一邊來說話和表態。只要立場不對,再有道理、再合乎邏輯的推理都是“狡辯”,都是“別有用心”,那就不用和你講理了,只須“打倒”便是。立場一對頭,胡說八道都有人喝采,被稱贊為“說出了我們的心里話!”這種講理不是要搞清客觀事實,而是要分清敵我,以便采取相應的對策,對人不對事。對待“自己人”,即使犯了天大的錯誤也是“認識問題”,對待異己者,則是“立場問題”,其下場無非是群起而攻之,甚至“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文革的這套潛規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根源,當年的中國人只要有一半具備絲毫的理性精神,就不會造成文革的悲劇。

   因此,中國當代啟蒙的對象首先就是用真正的理性來對抗傳統的“天理”,用邏輯理性和自由精神來揭穿“天理”的扼殺人性、“以理殺人”的本質。

   2、以“人權”重建“自由”

   中國人理解的自由是不講人權的,這從文革期間的“四大自由”可以看出來,都是侵犯人權的。西方近代自由概念則是一個法制概念和人權概念,不是每個人為所欲為,而是“群己權界”,不是一個人凌駕于其他人之上,或者多數人凌駕于少數人之上,而是每個人平等的權利。人權本身是自由和平等的統一,不可能只給一部分人自由,不給另一部分人自由。

   在今天,沒有權利或法權(rights)的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意識。五四以來所理解的自由大都限于“個性解放”,并且與中國傳統的狂狷、性情、童心等等混為一談,是一個重大失誤。文革中利用青少年的青春沖動和逆反心理,把個性解放膨脹為“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無法無天”。至今人們還在推崇和欣賞這種“個性”,而沒有意識到這種個性自由與啟蒙精神中的自由精神、與西方講人權的自由權利是完全格格不入、甚至相反的。應當揭示這一文化錯位,以此重建五四以來的自由觀。自由不是“自由化”,而是具有崇高的含義,即人的尊嚴,人格。當今的“維權”不僅僅是維護一些私人財產,而且是維護人格尊嚴。這就要有法律。

   中國傳統儒家厭惡法律,提出“息訟”理想,其代價是犧牲個人的人格尊嚴;而今天人們動不動就打官司,“法庭上見”,正表明一種個人尊嚴意識的覺醒。但我們至今還沒有給這種符合時代發展的趨勢提供站得住腳的現代法理根據,人們更相信的是“私了”和“調解”。占據人們頭腦的仍然是傳統對法律的偏見,即認為法律無非是解決利益沖突、從而達到社會和諧的工具,卻沒有意識到法律是保護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的工具。

   3、樹立健全的啟蒙心態

   什么是健全的啟蒙心態?以往啟蒙者普遍有一種不健全的心態,就是缺乏謙虛和寬容,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并力圖將自己的主張付諸權力,讓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辦。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特別熱衷于從政、抓權,甚至玩權術、搞宗派、窩里斗,把自己的想法變成一股政治力量,最終導致啟蒙的異化。這是魯迅當年對他們特別反感的一點。而健全的啟蒙心態對待自己的理論對手有種寬容,信奉伏爾泰的名言:我堅決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你觀點的權利。啟蒙在今天的主要理論對手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但真正的啟蒙者一方面應與對方進行平等的理論辯析和論戰,另一方面也不會把這種理論上的對立擴大到宗派對立甚至政治對立。成熟的啟蒙意識把傳統觀點當作一種觀點來對待,致力于與這種觀點進行理論上的爭鳴,但主要是為了搞清理論問題,而不是打派仗,不是要壓制這種觀點,而是反對這種觀點對其他觀點的排除和坑滅。所以就連傳統文化本身,也只有在這種寬容之下才能作為多元中的一元在現代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得到發展和弘揚。但中國儒家文化最要命的不是具體的觀點,而是唯我獨尊和大一統的權力訴求,這才是啟蒙(和其他一切學術觀點、包括儒家本身)的真正敵人,是要堅決反對的。當然它作為一種個人操守是可以容許其存在和值得尊敬的。

   結語:啟蒙的未來前景

   魯迅當年說,最怕的是夢醒了以后無路可走。今天已不是魯迅的時代了,歷史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夢醒了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地貫徹普世價值,融入國際社會。啟蒙在今天比90年前更具有社會物質基礎,不再是少數知識分子的空想和悲鳴,而顯出是歷史的必然。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每天都在呼喚啟蒙原則,我們有不少文化人卻對此視而不見,他們有感于中國當代社會處于現代化難產的陣痛之中,而嘗試回到古老傳統中去尋求某種靈丹妙藥,他們甚至無端地把當前社會的道德問題歸咎于啟蒙本身。但回歸傳統絕對不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出路”,而只能是一條死路。即使是傳統中的優秀的精華,在今天也只有盡快地實現啟蒙的初步原則,才有恢復和“弘揚”的基礎,正如日本、韓國和臺灣的先例所昭示的。沒有這個前提,回歸傳統只能是敗壞我們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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